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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人权的纲领性条款不仅是一种人权立法技术，更重要的还是国家关于人权的原则。

3、"行为"是"状态"不产生的必要条件。又如，法官的法律规范选择适用权已被《立法法》所肯定，那么法官对法律冲突有没有判断权？我们可以用工具推导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论证。

在工具推导中，N1有两种情形，即命令性的和禁止性的。比较"必要"与"充分"两种推导，其结论是一致的。依工具性命令规则和工具性禁止规则推演的导出规范N2分别是：应当Q，禁止R。现按类分述如下： （一）命令性规范的工具推导规则。（2）任何人不得在未经事主的同意下窥视或暴露其隐私（工具性的禁止规则：禁止去做一切使该状态不出现的充分条件的事情。

例如，禁止去做一切使该状态不出现的充分条件的事情中的"充分条件"，是指该导出规范中的"行为"与命令性既定规范中的"状态"的条件关系，而不是导出规范与既定规范之间的条件关系。所以，我们在进行工具推导时，应当注意"状态"与"行为"之间的客观联系性，防止将"目的到手段"规则，误用于工具推导。[25]沃伦大法官在判词中详细论证了，在社会政治生活的诸多方面，公众人物对政府决策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这种批评的发生，实由于不理解类型思维的缘故。[11]See Henry Campbell Black, Handbook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ws, West Publishing Co. 1911, p. 20. [12]张翔：《美国宪法解释中的原旨主义解释问题》，载《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7期。前者虽然在日常语义上属于言论的一种，但却根本不是宪法意义上的言论，因此政府对其的规制和宪法无关。[64][德]魏德士：《法理学》，吴越、丁晓春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88页。

正是在意义性这个前提之下，各种看似并不相同的事物被归属于同一个类型。报道说，退伍将军Walker在骚乱现场指挥了骚乱的人群，并煽动骚乱者使用暴力违抗法院的命令。

[52]林立：《法学方法论与德沃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8页，注释74。[33]拉伦茨也曾引述德国法学家莱嫩的话说，类型学的思考总是维持其与指导性价值观点间的联系，因为所有被考量的特征都取向于这个——促成整体类型的——中心价值，惟有如此它们‘才具有价值。[40]林立：《法学方法论与德沃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页。英国的丹宁勋爵这样指出，法院解释法律的任务在于找出国会——立法者的意图。

法院因此总结道，这些观点反映了一种广泛的共识，即这部法律因为其对政府和公共官员的批评施加了限制，因此违反了宪法第1修正案。现实的思路，是经由言论所指向的宪法价值来对其属性予以界定。法院很聪明地找到了160多年前的《煽动叛乱法》，并对一个多世纪以来有关这部法律违宪性的观点作了细致的梳理，最后宣告寻得了一种广泛的共识，进而根据这种共识，对宪法第1修正案的规范目的进行了确定。商业言论和政治性言论之间的区分即成为宪法学上的重要问题。

Associated Press v. Walker案的情形是，联合通讯社刊发了一篇报道，对1962年9月30日因接受黑人学生入学而发生在密西西比大学校园的骚乱进行了报道。根据这个规范目的，它又将适用于公共官员的实际恶意规则类推适用于公众人物。

在诉诸宪法第1修正案的规范目的之后，沃伦大法官的目光开始离开大前提而往返流转于具体的生活关系。美国最高法院没有给公众人物下定义，这遭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

[17]另外还要注意到，最高法院所论证的共识，并不是短期的共识，而是自1798年开始长达一个多世纪内形成的共识。换言之，公众人物本不同于政府官员，但就保护人民自治的规范目的而言，政府官员和公众人物实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因此有必要将适用于前者的实质恶意规则类推适用于后者。还有学者说，‘类型的思考方式是在事物中，以灵智的慧眼穿过外表之相而把握到‘事物本然之理。[22]因此，在类推适用中要评判两事物是否意义相同，首先要正确理解法律的目的。[40]应该承认，Butts和Walker两案的外部特征都不尽相同，后者显然要比前者更为公众所知。最高法院引为共识之论据的，既有美国总统的特赦行为，也有国会的1840年的立法以及著名议员的报告，还有州议会的严重抗议。

它只禁止对言论和出版进行事先限制，但并不禁止在言论发表之后对言论者予以追惩。其在适用之时可能具有哪些合理功能的问题也应当得到考虑。

感谢郑贤君教授、王贵松副教授所提出的细致意见。在Curtis Publishing Company v. Butts案中，Butts只是佐治亚大学的橄榄球队教练。

公众人物 一、导言 纽约时报诉苏利文案[1]是美国宪法上极重要的言论自由案件。不过，要将这种主观论的解释放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则与时代的正义观相去甚远，人们也难以接受。

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目的论式的解释方法。就事物的性质而言，高级别官员拥有更宽泛的职权，对公共问题的决策有着更大的发言权，他能够在更广的范围内影响公民的合法权益。[49] 当然，美国最高法院对目的论思考的青睐更有其法学意义。他们也抱怨公众人物这个概念要比公共官员难解得多。

三、从公共官员到公众人物——类推适用的范例 美国最高法院在纽约时报案中提出了宪法第1修正案的规范目的，即保护人民对公共官员的公开批评。他们认为，对于这样一个处于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中枢位置的概念，最高法院居然未能给出一个清晰的定义，最高法院因此未能履行为低级法院的裁判提供指引的职责。

[23]林立：《法学方法论与德沃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2、96页。从大萧条的20世纪30年代、尤其是在二战之后开始，政府部门和私人团体之间的界线已经愈发模糊。

[34][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01页。这些人的行为影响到了公民正当和实质性的利益，因此媒体对公众人物所参与公共议题的活动进行不受限制的讨论，与媒体对公共官员的不受限制的讨论同等重要。

最后是消极地确定，两者间的不同之处不足以排除此等法定评价。李维提出，直到杰弗逊等人对1798年《煽动叛乱法》的合宪性提出质疑后，在美国国内才逐渐形成了一种较为宽泛的言论和出版自由的理论。而在客观目的论的指引之下，古老的美国宪法亦能紧跟时代的步伐。[15]关于弗吉尼亚州决议的历史背景和宪法意义，参见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页以下。

在这个方面公众人物和公共官员没有什么不同。[11]这或许就是美国宪法解释理论中原旨主义的理论背景。

【摘要】从法学方法论上说，法律规范并非对事实的陈述，而是规范的表达，因此目的论在法律适用当中具有重要的意义。[10][英]丹宁勋爵：《法律的训诫》，刘墉安等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实际上，从学说史上看，美国宪法学理论和实践对宪法第1修正案问题的探讨，在相当程度上集中于对宪法第1修正案客观目的的论证，并基本形成了体系化的理论构成。换言之，诽谤性言论既然能够促进人民自治的规范目的，因此它就不再游离于宪法之外而听任诽谤法规则的统治。